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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了三年，就是要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英雄本色》

作者 | 方兴东 徐玮

编辑 | 管东生

2020年，华为的芯片走进了至暗时刻。

5月，美国对华为开始了第二轮制裁。此前，美国禁止华为购买美国公司的软硬件服务，这一次，制裁升级，美国禁止华为购买“全世界所有和美国技术有关的”软硬件服务。这直接导致台积电、三星乃至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统统不能给华为制造先进制程的芯片，麒麟芯片也无法生产。

8月，美国将38家华为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华为已经无法再像原来那样获取大量的硬件用于生产。“以软补硬”几乎成了唯一的突围路径，华为内部开始有了各种让鸿蒙替代安卓的声音。

《鸿蒙开物》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本书全景还原了整个鸿蒙操作系统的研发历程，让我们看到了华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下面我们节选了本书的一个章节，来看看最初引起美国对华为关注的到底是怎样一件事。

2024年10月8日，国庆长假之后第一天，HarmonyOSNEXT正式公测，向所有用户开放。鸿蒙版微信也宣布正式开始邀请内测。2025年1月9日，鸿蒙版微信正式上架鸿蒙应用市场，已支持视频号、折叠消息转发、群红包、转账、小程序等功能，与普通版微信功能基本相同。

可以说，鸿蒙的推出，是中国IT历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暂时没有之一！人们难以想象，抵达这一里程碑有着多少幕后故事，又有着多少挑战在前方。但是，历史的新篇章已经开启！历史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的，鸿蒙今天的一切显然都有前因后果，一切皆是时代的产物。

今天对鸿蒙追根溯源，你会发现其中也充满了历史的偶然和惊奇。蝴蝶效应有个很形象生动的解释：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一只蝴蝶扇动了几下翅膀，两周以后可能会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

如果今天我们要解析美国针对华为的这场龙卷风，那么引起这场龙卷风的蝴蝶，很可能就是一笔200万美元的收购案。这桩收购案实在太不起眼：因为容错机项目，华为于2010年5月斥资200万美元，欲收购美国旧金山湾区的创业企业——三叶系统（3LeafSystem）。华为的目的是购买x86服务器I/O（输入/输出）虚拟化解决方案V-8000的产权，华为云的首席技术官张宇昕还记得，当时的三叶系统总共不过几十人，而为了专利，华为接收了16名三叶系统的员工。

华为自己也没想到，美国把它上升成了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三叶系统的这项核心专利，如果在容错机项目里用于做处理器的互联，有可能让中国拥有实现小型机和大型机的能力——美国要防止这项技术被用于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等领域。

此时的华为依然主营通信业务，但华为想从传统CT（通信技术）领域进军IT业的意图已经被美国政府捕捉到，美国政府嗅觉之灵敏、行动之果断，令人猝不及防。关于华为进军IT业的战略决策，外部公开的材料并不多。

2011年8月11日，徐直军签发公司投资评审委员会（IRB）函（2011）35号《关于操作系统、关系型数据库和处理器业务的决议》，这无疑是一份重要的文献。文件中写道：“为实现公司十年在ICT领域实现超越的战略目标，公司必须具备IT基础技术纵向整合能力，必须考虑为构筑这些基础能力提前进行投资。经IRB讨论，对操作系统、关系型数据库和处理器业务做出如下决议：……批准中央研发部成立高斯部，聚焦关系型数据库启动探索性研究。”虽然这场交易金额不大，但由此引发的后续影响却远超交易本身，这“三片树叶”掀起了一场茶杯里的风波，或许也第一次把华为推入了美国政府的射程之内。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建议双方终止交易。三叶系统要求华为将所有相关代码、文档、邮件和被污染的代码全部清除。这项工作耗费了华为整整9个月的时间。除了清理代码文档，个人计算机里往来的邮件、共享文件服务器、公司电子公告栏、公司的文档系统，甚至公司的邮件系统、备份系统都要进行彻查和清理。

部门主管及开发部长会打开所有涉及员工的计算机，拿着工具一个个看、一个个扫，亲自确认和清理。华为公司的IP（互联网协议）每月实施一次增量备份，每年进行一次全面数据备份，每三年执行三次全量备份，持续滚动的清理工作让技术专家第一次深刻体会到，当你试图以一家企业之力抵挡美国政府的力量时，工作量有多么令人崩溃。

这一次由美国政府牵头的市场阻击，足以为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和并购提供深刻的警示：中企在美投资审查的严格程度，以及中美之间在科技和投资领域的复杂关系，将是中国科技全球化进程中最大的障碍。

收购案告一段落，但是在时代进程下，蝴蝶掀起的风暴已经开始酝酿。更早、更多的阻击信号，让华为意识到这似乎不是一桩孤立的商业事件，因为只要是华为涉足的高端商业竞争，正前方出现的阻击一定缘于国家层面的政治角力。因此，华为的故事，终究是时代宏大进程的一部分，是中美关系跌宕起伏的一部分，中美关系的变化，早在华为收购三叶系统之前就已经开始。

中美关系根本性转变的显性化可以追溯到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战略之时。

2009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会议上提出“重返亚太”这一概念。

2011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高调提出“转向亚洲”，开始将战略重点转移到亚太。

2012年6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明确了一系列战略目标。从“重返亚太”到“亚太再平衡”的几年间，华为率先感受到了这种转变带来的各方面影响。华为在这几年间锋芒初现，迅速崛起。

2009年3月，美国电信运营商考克斯通讯（Cox）选中华为提供端到端的CDMA（码分多址）移动网络解决方案，华为第一次成功打入北美电信运营设备供应市场。

8月，华为入选全球最大的WiMax（全球互通微波访问）运营商美国Clearwire公司的设备供应商名单。11月初，华为再次成功为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运营商之一竞立媒体（Mediacom）部署了OTN（光传送网）网络。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华为GS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发货量便已跃居全球首位。

2010年，华为超越诺基亚、西门子和阿尔卡特朗讯，成为全球第二大通信设备供应商。

2013年，华为超越爱立信，成为全球第一大通信设备供应商。伴随其锋芒而来的是华为在海外收购上屡屡受挫。

2007年，华为曾试图并购3Com公司，这家公司的规模比起当时的思科、阿尔卡特朗讯和北电网络要小得多，但是3Com产品中包含一项入侵检测技术，可以帮助客户抵御黑客的入侵。美国国防部正是3Com的主要客户之一，收购案自然因未通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而被搁置。

2010年，华为竞购摩托罗拉无线网络设备业务受阻。同年秋天，在几名美国国会议员和美国商务部的干预下，为Sprint公司4G网络升级的招标被生生搅黄。

华为已经意识到，自己率先进入美国政府视野，并遭受一系列阻击的最根本原因，不是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之间的业务冲突，而是中美之间的竞争由隐性转向了显性。

2010年年底，华为召开对未来有着深远影响的“三亚会议”。老华为人都不会忘记三亚会议这一历史性时刻，那次会议的主题宏大且前所未有：面对美国的阻击，华为要制订自己的“逃生计划”。华为决定深入ICT领域，对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等七大基础根技术领域进行战略性投入。

这个决议背后，是长达一年的深思熟虑和调研。2010年年初，时任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的徐直军交给张宇昕一个重任：调研国内外操作系统和数据库产业。他提出了明确的调研方向：如果华为的操作系统和数据库被断供，国内能否顶上？如果不行，华为是否有自研的能力？如果要自研，能否收购国内操作系统或数据库作为基础？

张宇昕带领团队深入调研了中国多家操作系统和数据库公司，针对它们的技术进展、人员规模，以及操作系统数据库的基础版本来源等状况，细致地摸了一遍底，并得出结论：国内现有操作系统和数据库还无法独当一面，有些公司甚至只能靠国家项目续命，而国外三大企业用操作系统SUSE、风河和红帽已在中国得到了广泛普及，占据了国内市场，数据库更是甲骨文公司、IBM Db2等的天下。

华为由此得出两个结论：国产数据库和操作系统尚不足以应对封锁和断供；华为应该自己干，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华为也可以收购现有的操作系统和数据库团队，以此为基础接着干。张宇昕不仅摸排了国内主流厂商，还代表华为参加了Linux基金会等开源社区的活动，调研了全球首屈一指的开源社区和基金会。

他把开源社区的运作方式、欧美厂商与国内厂商的运作方式，以及欧美基于开源社区做商业操作系统、数据库的方法，全部摸清吃透，并初步厘清了华为操作系统的发展方向：华为要做的操作系统是嵌入式操作系统和服务器操作系统，不走桌面操作系统的路。

2010年年底到2011年年初，张宇昕密集地给徐直军做了几轮汇报，并给出决策建议：基于华为丰富的Linux经验，操作系统业务应从Linux开始。操作系统和数据库团队可以自建，也可以从国内外主流公司招兵买马。2011年2月19日，华为第二次进军北美市场的尝试失败，宣布放弃收购三叶系统。

此后，华为开始在内部大刀阔斧地调整，向消费者业务靠拢，整合手机、终端设备、互联网和芯片业务，成立CBG（消费者业务部门）和EBG（企业业务部门），商业模式向B2C（企业对消费者）和B2B（企业对企业）转型。

2011年，华为最引人注目的改革是神秘的2012实验室成立。2012实验室聚焦于下一代技术的研发与储备，用“n+2”（n代表当前市场上的成熟技术，+2代表对未来两代技术的前沿性探索）的方式勾勒华为技术发展的蓝图。华为要在通信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进行战略性技术储备。

了解华为2007—2011年被美国政府阻击的历史，就足以理解为何华为在2011年会坚定地开始一系列重大战略布局——成立IT产品线，成立2012实验室，部署图灵、欧拉、高斯、诺亚方舟、香农五个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分别对应处理器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人工智能、大数据高通量计算这些基础科技研究领域。

这段历史也让人了解了，鸿蒙的诞生是华为当年的逃生计划之一，它的功能被部署在欧拉实验室下，使命是帮助智能机做安卓系统的移植和优化，以及考虑如何保持业务连续性，以防被美国断供。

2012年7月12日，任正非与2012实验室干部和专家召开座谈会。他明确指出：“我们做操作系统，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样的道理，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如果断了我们的粮食，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任正非的远见。在那个连“根技术”概念都没有的年代，更多高层仅仅将华为视作一家技术公司，难以想象华为与美国的科技巨头直接对决的场景。

担忧慢慢成为现实。2012年10月8日，美国国会发布调查报告，报告结果认定华为、中兴通讯的设备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

2013年6月，斯诺登事件爆发，美国监控全球网络的事实震惊世界，曝光的文件显示，美国对华为进行了广泛的监控和网络攻击，并已持续十多年。

任正非的反应是非常平静、正面的。他在2013年10月的华为年度干部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用乌龟精神，追上龙飞船”：“我们要正视美国的强大，它先进的制度、灵活的机制、明确明晰的财产权、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障，这种良好的商业生态环境，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从而推动亿万人才在美国土地上创新、挤压、井喷。”

华为IT战略操盘手徐直军在这次大会上的主题发言是“超越美国，潇洒走一回”，发言内容坚定、豪迈，他明确提出新的战略目标：“超越美国公司，不怕失败，不怕牺牲，只要努力奋斗就能潇洒走一回。华为要敢于领先、超越、驾驭这个时代，成为ICT基础设施领域的领导者。”

华为在这一年真正放弃了幻想，对形势有了更清晰的研判，并确立了坚定的战略意志。今天，无论是麒麟、鲲鹏和昇腾等芯片，还是欧拉、高斯和鸿蒙等基础软件，都源自那时候的居安思危。如果没有那时候放弃幻想的未雨绸缪，今天会是什么局面不堪设想。

作者简介：

方兴东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求是特聘教授，全球互联网口述历史（OHI）项目发起人，清华大学博士。近30年全程见证、参与和研究中国互联网，20多年跟踪研究华为。互联网实验室和博客中国创始人，主持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3项，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出版“IT史记”系列、《网络强国》、《欧拉崛起》等30余部著作。

徐玮

资深媒体人，互联网实验室高级编辑，从事多年期刊与图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