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政见CNPolitics 

作者：宿亮

新兴大国在科技创新上要“借道超车”，主导霸权会做出什么反应？担心安全受到威胁，忧虑保护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受到挑战。

核心技术、核心技术、核心技术，重要事情说三遍！

面对一个中国的通信技术企业，美国政府推到悬崖，又准备绑根绳子拽回来。你以为中兴和特朗普八字不合，其实这正是美国凭借优势地位阻击中国技术创新的一小步棋。接下来，美国并不会轻易对中国科技创新熟视无睹，但问题是中国之外的新兴国家也在积极推进研发，为什么一定是中国？为什么是现在？美国担心什么？

一

作为经济规模最大的新兴国家，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一样，对创新科技充满了饥渴。这种饥渴被学者Andrew Kennedy和Darren Lim称为“创新迫切性（Innovation Imperative）”。

为什么那么“迫切”？对新兴国家而言，必须要通过获取和发展新技术来克服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结构性挑战，维持国际地位上升势头，特别是那些完成工业化第一阶段的中等收入国家，随工资上涨、出口产值下降，投资收益下降，想要维持“新兴"就必须在获取和创造新技术上更有效率。更不用说，发达国家也在通过技术创新保持领先优势。

要满足这种迫切性，新兴国家在短期内要想方设法获得先进技术，“迎头赶上”；长期看则要生产出全新的产品、创造全新的模式。

获得技术，无非以下三种方式。政府推出政策支持国内产业发展的“创造”方式；用商业购买、投资控股或以市场准入换技术等商业方式的“转让”；在公开或非公开渠道获得技术的“拿来”。

二

这三种方式也是中国、巴西、印度这样的新兴国家普遍采用的方式。对于新兴国家的技术创新，主导霸权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欢迎的，因为对技术的饥渴会带来巨大的商机，不仅制造利润，还会增加跨境合作的机会。但与此同时，新兴国家的创新也会给主导霸权带来“担忧”，特别是在科技发展越发超越国境的时代，这类担忧会变成行动，对新兴国家的政策作出针对性回应。

具体来说，“担忧”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担忧安全环境受到新兴国家技术发展的挑战而受到威胁；另一方面是担忧主导的国际秩序受到冲击。

安全方面的担忧根源是技术的军民两用性。大致会有两种情况。一是主导霸权担心可能会有与新兴国家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冷战期间，美国不在技术发展上限制日本，现在不在技术发展上限制印度、巴西，很大程度上因为并不担心可能与它们发生冲突。但中国不同，在多个区域中美存在擦枪走火的可能。二是新兴国家可能获得强化战争能力的技术，主导霸权国家在此消彼长中衰弱。

基于这类担忧，主导霸权会干预市场、禁止技术转让。以中美21世纪之后的互动为例，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欢迎中国科技创新的，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与中国同行联合发表的文章数量可以达到与英、日同行合作文章的总和。

但一涉及到安全领域，美国的态度也很明确。比如拒绝福建宏芯收购在加利福尼亚设有分支的德国半导体企业爱思强，拒绝凯桥资本收购奥尔良企业莱迪思半导体等，都是因为这些企业掌握的技术涉及军用。中国在美收购也已经引发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增加外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范围和权限。

国际秩序方面，主导霸权国家是现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处于防守姿态，要保护既有体系。而以最廉价成本获得技术是新兴国家的利益所在，也决定了它们必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挑战现行秩序的完整性和合法性，或创造新的国际合作秩序。为维持科技领导力，主导霸权必然会在短期内推动国内制造商利益最大化，长期则强调保护知识产权。

基于这类担忧，主导霸权会对挑战秩序的行为进行威胁、惩罚。事实上，印度、巴西和中国长期以来都在挑战美国主导的现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主要就是世贸框架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这套体系是美国1980年代推动建立的。随中国的经济体量不断增大，美国开始持续提出要中国遵守既有秩序的要求。比如2005年助理国务卿佐立克提出的“负责任行为体”、2007年美、加、欧、日对中国进行知识产权诉讼。如今，美国正积极把现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引入到互联网领域。与此相对，中国也试图以新秩序挑战旧秩序，比如联合多国向联合国提出行为规范草案，举办互联网大会。在知识产权和网络安全，中美就国际秩序展开的博弈也在不断强化。

三

科技创新在国际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是长期以来的学者共识。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吉尔平在研究中提到，新兴国家依靠技术进步能够获得政治影响力。“长周期”理论表示，由于起步阶段不同，新兴国家更容易在新的发展阶段实现创新；但也有理论认为主导霸权国家可以通过调节出口政策保持技术优势。

不过，这些理论都没有考虑到新兴国家在追求创新和新技术的过程中，可能因这一行为对世界主导霸权大国产生的负面效应，遭遇的限制措施。

事实上，曾经新兴国家美国就因为要满足“创新迫切性”，引发当年的主导霸权英国的担忧，采取诸如禁止钢铁工人离岸等一系列措施限制美国。

在科技创新领域，这种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还是可以化解担忧、寻求合作的契机？这个问题远比中兴能不能和美国做生意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