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技限流,中国如何突围?
2020-06-24 07: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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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财富杂志-头条号

二战后全球化的顶点在2008年就已出现,其后全球资本流动和贸易规模开始收缩,目前全球化逆转已成形。新冠疫情、美国制造业回流等多重因素共振引起的制造业全球产业链重构或不可避免,美国与中国在新技术上的脱钩局面也非常清晰。只有利用技术创新在新一轮工业基础设施领域取得话语权,中国才能够突围。

来源:新财富(ID:newfortune)

作者:邵宇 陈达飞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分析师

近期美国爆发暴乱,虽因种族歧视而起,但其实是持续了两年的全球各国民众示威抗议的延续,深层次矛盾仍是贫富差距。而制造业外迁一直被认为是美国贫富分化加剧的重要原因,目前美国制造业正在回流。新冠疫情、中美贸易谈判、美国制造业回流,多重因素共振引起的制造业全球产业链重构或不可避免。美国与中国在新技术的脱钩,局面也已非常清晰。

01 从通用电气的回归,看美国制造业回流趋势

坐落在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工业园区的通用电气,是电气技术革命的产物,其呈现了美国制造业兴衰的全景。

1892年,正值电气技术革命的风口期,爱迪生电灯公司和汤姆森·休斯顿电器公司合并,成立通用电气,起初主要生产电风扇、火车和X光机等产品;1942年,开始生产喷射发动机。二战后,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居民住房拥有率的提升,家用电器开始加速扩散,通用电气也因此走向辉煌,股价、盈利不断创新高。到1973年,园区雇工人数达到2.3万人的峰值,随后工人数不断下降,到2011年初降至1863人。

导致通用产业不断外移的,一方面是美国家电市场的饱和:电炉和冰箱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趋于饱和;进入70年代后,空调的扩散速度明显下降;彩电的扩散在80年代开始放缓;另一方面,还有来自日本和韩国的激烈竞争。

1994年12月,通用电气(中国)在上海注册成立。至今,其96%的员工为中国人,90%以上的管理层为中国人,并且在中国拥有近2500名研发及工程技术人员,在8座城市拥有世界一流的实验室。但是,从2012年开始,通用电气开启了回流本土进程。其首先将热水器生产线搬回至肯塔基州,除此之外,落地玻璃双拉门冰箱、不锈钢洗碗机、前置式洗衣甩干机等都陆续迁回肯塔基的电器园。仅2012年,电器园雇工人数就增加了1700人,总人数达到了3600人。这个过程或许才刚刚开始。

第一次石油危机可以看作美国制造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但制造业就业人数直到第二次石油危机才体现出来。197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达到峰值,约2000万;到1989年,美国政府就业人数首次超过制造业;2008年,前者达到后者的两倍。

图1:石油危机与美国制造业的兴衰

数据来源:BLS、东方证券

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原材料成本上升,另一方面是来自欧洲和日本、亚洲“四小龙”的竞争,再加上市场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和环保、劳工安全等监管规则的差异,外迁被视为保持竞争力的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殊不知,迁入地不会永远从事分包和外包业务,等到本领学会了,就变成了竞争者。

02 美国反思与全球化逆转

回望这一历程,曾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百位思想家”的瓦科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总结道:“美国制造业的兴衰源于它的内在优势、辉煌的成就、难以名状的轻率和自作自受式的失败。”

斯米尔所说的“优势”,是美国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成就”是指从南北战争之后的崛起,到20世纪70年代统治地位的确立。“轻率”指的是盲目的乐观、无畏的自信和浮夸的傲慢——美国轻率地认为:低端制造环节的外迁不会影响制造业的强势地位;向服务业转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现代性的体现;源源不断的创新和新产业的诞生所带来的新就业,会弥补落后产业外迁造成的就业岗位损失;用更少的劳动力生产了更多的产出,恰恰体现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反映出的美国教育的退化不足挂齿;从债权国转变为债务国,并得以维持,是美元“嚣张的霸权”的体现;在历经近百年的贸易顺差后,面对1971年第一次贸易逆差,以及1985年首次对中国的逆差(仅600万美元)时,美国政策当局都没有太在意,这是对不平等的多边贸易规则的轻率。

所谓“自作自受”,斯米尔指的是工会的力量、频繁而持久的大罢工,以及严格的劳工和环保规范等政策,削弱了美国企业的议价能力,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只需问热爱自由和维权意识强的美国工人能承受免费加班吗?

美国制造业从兴起到萎缩,时隔一个世纪。反观中国,凭什么相信“世界工厂”地位牢不可破呢?制造业和产业链的建立和重构都是以10年为单位的,以年为单位来思考这个问题,必定是短视的。对此,最重要的是居安思危。

所以,永远不要轻视特朗普带来的整个叙事的转变——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从多边到双边,从世界警察到美国优先,从“历史的终结”到“文明的冲突”。即使特朗普没有连任,即使连任后卸任,其建立的新叙事还会不断影响美国的政策。

事实上,战后全球化的顶点在2008年就出现了,其后,全球资本流动和贸易规模均出现了收缩。类似于1913年,其是上一轮全球化的顶点,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1933年大萧条导致全球化的中断和逆转。1971年之前,主要是贸易的全球化,1970年代末,金融全球化开启。1991年苏联解体,贸易与金融的全球化上了一个新台阶,至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是达到峰值,目前逆全球化趋势已成形。

逆全球化未必是全面收缩,但生产终端贴近最终消费的趋势则更加明朗,如通用电气案例所揭示的一样,即自给自足式的全球化,我们将其称为“特斯拉模式”。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目前只供应中国市场,未来如果扩充产能,或出口到亚洲其他国家。价值链的区域化特征已经确立,中国、美国和德国分别为亚洲、北美和欧洲的中心国,未来地位还将进一步巩固。这不仅取决于企业基于成本-收益的核算,还取决于大国关系,政策是会改变企业的成本收益比较的。

03 美国制造业领先的秘密:军备竞赛与政府扶持

二战后开始的工业革命的代表性产业为航空航天、飞机制造、石油化工和计算机,其中,电子计算机和机床可被称为是工业基础设施。无论是在传统的重型装备制造业,还是在信息产业的硬件或软件领域,美国都是引领者。其长期在基础性创新领域有绝对的优势,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芯片、汽车制造等领域,才逐渐受到了来自日本的挑战。如今,中国对美国的冲击相当于前苏联加上日本,前者对应的是军工产业,后者对应的是综合经济实力。所以,中美的矛盾难以避免。

美国制造何以能够在如此多的领域取得领先地位?主要原因是,美国在一战前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制造业优势,大萧条时期积极创新加上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催化作用。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美国政府在其中扮演的积极作用。这需要放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去理解,永久备战经济和军事工业联合体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将军事的烙印深深打在广泛的民用工业和科研活动之上。

军事工业联合体是军方、产业和科研三者的联合,处于核心的地位,军方向产业部门提供采购订单和军事津贴,向科研部门提供研发资金。在这样的机制下,三个产业的发展尤其突出:飞机制造、电子工业和工业机床。这三个产业都是基础性产业,它们代表了美国制造的辉煌。

飞机制造业,二战期间野蛮生长。1939年,飞机及相关零部件生产工人只有6.3万人,二战期间的峰值达到了134.5万。随着冷战序幕拉开,以及朝鲜、越南战争开启,飞机产业再次扩张。1964年,飞机产业中90%的研发经费来自美国空军拨款,拨款对象包括波音、洛克希德、北美航空等机身制造公司,以及通用电气、普惠等发动机制造公司。庞大的资金支持,使超难度的机型研发进展迅速。

二战前,电子工业的主要产品是收音机。但二战期间,在军事需求的刺激下,美国电子工业急剧膨胀,销售额涨了20倍,就业人数增加4倍。雷达、声呐设备、远距离无线电导航系统、炮火控制设备、工业控制设备和步话机等都是二战期间的重要发明,军方都是其背后重要的资助方。其中,电子计算机的发明,最初目的是就弹道计算和原子弹爆炸分析。战后,美国军方在飞机和导弹制导系统、通信系统、控制设备、高速电子计算机和晶体管等领域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例如,德州仪器设计了晶体管、集成电路,并成为最大的集成电路供应商,而美国军方是其最大的采购方。截止到1964年,美国电子工业的研发费用仍有2/3来自政府,获得补贴的公司包括通用电气、西屋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IBM等。可以说,“五角大楼决策主导了美国电子工业的发展”(TRW创始人拉莫)。

工业机床是制造业的基础性工具,受飞机制造业的提振,冷战期间,美国机床产业也快速扩张。1957年,美国政府拥有全美机床的15%,是该行业最大的采购商。在政府的资助下,相比于1950年,1957年的机床研发费用提高了8倍。

从二战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40年里,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有2/3都与军事有关,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政府的研发支出一直超过企业。

此外,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对商用科技升级功不可没,其在战争时期催生了卓越的军工技术,在和平时期,其职能转变为将军工技术转化为经济生产技术。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防部启动了技术再投资计划(TRP),并拨款8000亿美元用于技术的升级换代,重点发展军民两用技术。没有军方资金的支持和军用技术的商业化运用,1980年代几乎不可能成为信息时代的起点,苹果公司也将无法诞生(图2)。

图2:苹果公司代表性产品的技术来源

美国科技限流,中国如何突围?

资料来源:《创新型政府》、东方证券

军备竞赛与政府研发资金的支持,为冷战后期技术的商用奠定了基础,也构成了美国制造业的先发优势。政府资助的研究和技术开发,在几乎所有美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通用技术的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04 中国突围关键:获取新一轮工业基础设施的话语权

美国对中国的整体战略已经转变为遏制。特朗普加征关税,意在将跨国企业连根拔出中国。一方面,对美国出口依赖度较高的企业,也是最有可能将产业链迁出中国的企业,是否迁往美国,是次要问题;第二,加征关税能起到“拦路虎”的作用,对计划向中国迁移的企业有威慑作用,尤其是美国本土企业。

对于中美关系,我们既应该看到不同之处导致的冲突,还应该看到相同之处给美国带来的不安。不同之处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和文明上都有体现。而常被忽略的是,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与美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崛起过程中的保护主义和技术转移,以及政府在创新和产业升级中所扮演的积极作用。这些方法与手段使中国快速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了“世界工厂”,又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技术创新,正是这一些相似之处,让美国十分警惕。

目前美国的贸易政策已全面转向保护主义,这更多的是一种回归,其实建国以来,美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时间并不长。历史经验显示,后发国家多是通过保护政策发展起来的,而守成大国则倾向于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因为,通行的贸易规则往往是由霸权国家来制定的。但是,当霸权国家感受到来自新兴国家的威胁时,往往会退回到保护主义的状态。无论是20世纪中叶大英帝国向自由贸易的转换,还是美国从建国初期的保护主义向二战后的自由贸易的转换,及其在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的制裁,还是今天对中国的压制,都符合历史经验。表面上看,这种政策的转换,都是由某种形式的危机触发的,上一次是一战,这一次是2008年金融危机,更为根本的,是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贸易冲突只是内部矛盾的转移。

如果说关税的特点是打击面广,那么,“301报告”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措施,如对中国学生申请美国大学STEM专业(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签证限制、“千人计划”、“实体清单”(包括华为)等,旨在精准打击中国的高端制造业,通过截断美国对华的高技术输出,遏制中国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美国紧紧咬住华为,是因为5G是“工业4.0”时代的基础设施,而且是为数不多的中国领先于美国的领域。一旦华为的5G网络全面铺开,就会形成“锁定效应”,如果其他企业加入华为的5G网络,而美国政府因为国家安全的考虑限制美国企业加入,那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就会因此而下降,这让美国有失控的感觉。

军民融合则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的主要关切,其最为关注的核心技术是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新材料(纳米技术)和新能源(核能),认为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发展会威胁到美国在相关领域的话语权,会损害美国利益。

在现代制造业中,没有工业基础软件的支持,寸步难行,而这些基本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21世纪的制造业竞争,将更多地体现为软件之争、算法之争。在一个新车型的开发成本中,程序开发占比非常高,而且,汽车的编程任务甚至多于波音飞机。所以,当看到美国禁止哈工大等院校使用Matlab软件时,就不应感到奇怪了。

USCC还将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科大讯飞和商汤科技定义为“AI国家队”,它们各自在自动驾驶、云计算和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医疗诊断、语音识别和智能视觉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新材料中的超材料(人造复合材料)、电子材料、生物材料、石墨烯和纳米技术,新能源领域中的核能等,都备受美国关切,所有参与其中的中国企业,都可能面临美国的制裁。

技术创新则是中国能否突围的关键,只有利用技术创新获取新一轮工业基础设施领域的话语权,中国才能够突围。而技术创新是一个从基础科研到创新发展,再到市场扩散的过程。寻求技术的领导权,不仅需要完备的工业基础和研发支出,还需要扎实的基础教育和注重基础科学研究的科研体系、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金融市场,以及有一定容错率的社会制度。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说过:“全世界要迎接这个新时代(智能时代),必须发展教育,在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基础上,在充分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下,培养百花齐放的人才。”所以,归根到底,中美制造业和技术的竞争,还是人才的竞争,我们的社会和体制机制需要培养出、留得住创新型人才,发挥出他们的潜力。

美国与中国脱钩,孤立中国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而且是全面遏制,中国能否抵御压力,需要一个全局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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